摘要：中国美学以“中和”为最高境界和理论范式，乃源于独特而深厚的民族思维文化。其一，“中和”范式以审美矛盾因素的两面、两极、两端……（即“两”）为基本架构，这正贯彻了中国传统以“物生有两”观念为基点的“耦两”型或以《易》为范本的“阴阳两仪”型思维模式。其二，中国传统“耦两”思维同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思维根本不同，其本质差异就在于“耦两”思维不脱离“一”的根本原则，关注的是“一两”关系。立“两”最终是为了明“一”。其三，“两”所济所明的 “一”实质上就是“中”。“中”同“美是和谐”的古典美学理念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和”这一中国特色的美学范式。
美学作为一种理性形态、概念形态的审美意识，它的产生和发展终究离不开它所凭依的思维文化传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文化，就必会有什么样的美学理想。从这个角度说，“和谐”作为整个古典时代人类普遍崇奉的美学理想，放在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语境中，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范式。所以我曾指出，古典美学在表达“和谐”之美的理想范式方面中国同西方就不太一样，西方讲和谐偏重“寓多于一”的“调和”之美，而中国讲和谐则偏重“执两用中”的“中和”之趣。［１］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美学在审美理想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中和”范式？它所依恃的思维文化根源是什么？这便是本文着重探究的问题。
一、“中和”范式与“耦两”思维
所谓“中和”范式，简单说就是指中国美学在解释“美是和谐”这一本体规定时，着重强调审美事物、审美系统中相互矛盾、彼此对峙的两个方面，或两极、两端……之间不偏不倚均衡持中的和解与统一。它把这种均衡持中的和解统一状态视为审美、艺术的最高理想、原则、目标和境界。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美学本体论思维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最终的均衡持中和解统一（即“一”）是以矛盾的两面、两极、两端……（即“两”）为基本架构的。所以，中国美学特别注重美的事物之间和艺术事象内部的对耦性结构关系，特别喜欢在两两相对的审美矛盾因素之间思考问题，特别擅长用素朴辩证的“二分”法来认识和解释审美世界。换句话说，中国的美学与哲学一样，其所凝视的核心问题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多元论，而是二元论。不过这种二元论思维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是一回事。它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特有模式。我把它称为“耦两”思维，或以《周易》为范本的“阴阳两仪”思维。这一辩证思维用两两相对的视角来观察、解释万事万物，用“物生有两”的理念，用“阴阳两仪”的范式，用“只是二”、“无一亦无三”的哲学来领会、说明此在世界。显然，对中国美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需要投以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一“物生有两”的，或“只是二”、“无一亦无三”的哲学理念，正是中国美学以“中和”为尚的本体理论所难以超逸的思维文化背景。
简言之，“中和”之美所对应的思维文化依据必是“耦两”模式，或者说，“中和”范型（作为“一”）之所系者，唯“耦”唯“两”也。
早在春秋时代，晋国史墨就提出了“物生有两”的著名命题。原话是这样说的：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２］
这里的“两”，不是一个简单的数词，而是指事物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或者是一种对耦两立的矛盾关系。当然，这个“两”也不是简单的平分并列关系，而是由主辅两方面所构成，即所谓“有陪贰”、“皆有贰”（“贰”有副、次要义）等。但这个“辅”的方面也并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与“主”的方面对耦并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