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思想激荡、学术昌盛的伟大时代，都会产生反映那个时代哲学思潮的伟大著作。这些著作不但概括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还为后世哲学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提供新的思维角度和思想方法。土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伊川易传》便是两部这样的哲学著作，堪称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经典之作。魏晋时期和宋代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秦汉数百年的学术融合以及东汉末年神学经学的没落，魏晋时期的士人们突破了旧经学的束缚，诸子学勃然兴起，儒家、道家、法家、名家等流派的思想均重新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无论是从现实问题的急迫性出发还是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当时的人们都必须综合各家思想，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当时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问题，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当然，这种综合是在承认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的，因为重建秩序不可能离开儒家提倡的宗法伦理制度。同样，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发展，最终在隋唐时期达到全盛，与儒、道两家鼎足而立，其精微的哲学思辨体系令儒道两家相形见细。中唐韩愈以排斥佛老，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 位为己任，儒家思想开始重新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儒家学者们积极地吸取佛家和道家的一些理论，使儒学脱离了原始儒学粗糙的理论形态，进而构建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土弼和程颐便是在其各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佼佼者，他们独具慧眼，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敏锐地把握住那个时代所急需解决的理论核心问题，以新的眼光批判地总结了前人的成果，为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以降，中国的哲学家们大都是通过阐释以前的经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土弼和程颐也不例外。两者都是通过阐释儒家经典《周易》来完成各自的理论构建的。《周易》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一部经典，被先秦时期的诸多著作屡屡引用，到汉代更是成为群经之首。对《周易》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特殊的学问，即易学。易学的发展虽然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和儒家经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也有其自身特殊的理论形态和发展规律。易学是通过对《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受辞的解释，特别是对《周易》的体例，亦即卦象、卦义、受象、受义、卦与卦之间的关系、受与受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来表达其哲学观点的。这一点与对儒家其他经典和对《庄子》、《老子》等诸子著作的解释方法迥然相异。《易经》本为占筑之书，尽管其体系本身含有博大精深的义理，但被其占筑的实用性所遮蔽而未能彰显。直到战国时期的《易传》 ( 按，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易传》，“序《象》、《系》、《象》、《说卦》、《文言》”。 ) 。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今从前说 ) 出才为易学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易经》的体例作了一系列的不同于筑法的新规定， 如乘、承、比、应、中、位、时等原则。《易传》既讲象数又讲义理，而讲义理的倾向非常明显。两汉易学在主体上并没有继承《易传》的这个传统，而是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方面的科学成果，把《易经》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并以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作为理论基础，形成了以卦气说为主的，重视象数的理论体系。到了汉末，象数学的恶性发展使汉易越趋繁琐，再加上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实践中的失败，汉易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土弼以其天才之质，秉承当时儒道会通的时代风气，一扫汉易的琐屑鄙拘，代之以清新简明的义理，并杂以老庄解《易》，摒弃了汉易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宇宙发生论模式，转而建立了以体用、本末、动静为基础的本体论解释模式，恢复和发展了《易传》的传统。需要说明的是，土弼并非完全摒弃象数，纯以义理解《易》，也不是纯以老庄之意说之，相反，土弼在注《易》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象数，其解《易》的儒家倾向也非常突出，后文将会详细论述这一点。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使儒学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完善，许多儒家学者对土弼以“无”为本体来解《易》的老庄倾向很不满意。土 弼借助老子以无为本的思想以有无关系来概括体用、本末、道器关系，并以此作为解《易》的指导思想，这对于以继承儒家道统自我标榜的理学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试着在儒家思想中寻找一个最高的概念以代替土弼的“无”，将体用、道器、显微等诸多相的哲学概念统一起来。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都做了许多努力，但这个任务最终是由程颐来完成的。程颐从佛教理论中吸取了即体即用，理事无碍的思想，在继承土弼关于体用关系的论述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解《易》观点，成功地改变了土弼以“玄理”解释《周易》的方式，转而用“儒理”加以解释，并且比较完善地解决了《易传》中引起长期争论的道器、寂感、动静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