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峰盖建民
(
厦门大学哲学系
)
摘要
:对《周易》本体历来有多样化的诊释和理解。本文力图从现时代社会文化生态与《周易》的关联点上对蒙卦作多重含义的进行透析和新解，旨在体察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生机、发展机缘和社会生态特点。
《周易》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中国古代的一部哲学专著弓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性符号特征、朦胧幽深的神秘理论色彩、美妙空灵的艺术情境魅力，给予古今中外智者学人以无穷的遐思，也使他们激发出许多灵智的火花。儒、释、道各家各派都从自身特有的学术背景出发，自其中不断地发、掘、摄取滋养自身学术生机的思想精华，从而衍生出对《周易》本体丰富多彩而又颇有差异矛盾的诊释、理解。在思想日趋多元化、信息日益膨胀、社会张力不断增强的现时代，研《周易》，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主体自我的境遇出发，以自由的心灵去体察，感悟、诊释、把握其精髓，从而努力求得转识成智的思维和创造的灵感，使自我不断地获得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情感的自得，实现自由德性的通达。
正因如此，对于《周易》的现代研习者来说，如果能结合自我主体存在的情境，从现时代社会文化生态与《周易》的某些关联上、从《周易》之哲学元点上，不拘泥于文字层面的纠结，而是作更多的心灵自由的深思，体察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生机、发展机缘和社会生态，也许会有新的领悟与心得。
本人在对《周易》上经中的蒙卦进行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有所感触，产生了对蒙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尽管是很肤浅的，但对于我来说，却又是发自自灵的，是一种哲学自由沉思的尝试。在此作一个努力的表达，以求教于大家。“蒙”，坎下良上，可以对其从物事人事上作动态和静态的分析，从时势经纬之维度上去理解和把握。“蒙”的第一种意思是通“萌”，“童蒙”就是指万事万物之初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要发而又未发，欲启而又未启。人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必有一个本初状态。因此，易所说的“童蒙”，也就又可以具体用来观照人的本初状态。第二种意思是指人的无知无识、不明事理。是一种主体无觉醒意识、无明确目的的蒙蔽或“受”蒙蔽状态。第三种意思是指人对他人采取的某种野蛮或欺骗的行为。对于“蒙”之在人在物，如何以对，则可以有许多合乎个体情智和际遇的理解。作为万事万物之初始状态的“蒙”，谓之曰“童蒙”，《序卦》
:“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o实则是万事万物的初成之基，关系着其生存发展、兴衰成败。治物如果能明白事物初始的情形，了悟其原初的事理，便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初生之事物，初生时其事理必然内隐，就其本身而言，它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表现能力，无法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得到充分的展现，还处一种萌动的、弱小的、含而未放的、甚至是与世奋力相争的阶段，需要人们关注它、认识它、理解它、引助它、启动它或有效地控制它、疏导它，从而使其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或能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正因为其将要萌发而又未达，因而，就象《象》之所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2，，是事物需要“我”去引助、启动或去控制、疏导，而不是“我”执意要去求之动之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在这个阶段上还很隐晦，没有充分展现，因而“我”可能对其的认识还处于初级的甚至是无知的层面上。既然“我”对其是无知的或认识不足的，对其存在之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觉悟或客观的评价，那么，即使其再美再好，“我”都必然不可能会对其孜孜以求。这里涉及到一个人们对事对物之“童蒙”价值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现代人在面临诸多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隐性、萌动、初始的事物的时候，往往对其缺少觉，不明利害，容易忽略对其潜在的正负面价值的正确判断，因而不能很好地对其施以能动的影响，也就很容易造成许多良机的丧失或形成某些灾难性的后果。如
SARS病毒对人类的恶性的报复，其爆发的整个过程就将事物之“童蒙”对于人们的重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设若在这种病毒初发期间即其处“童蒙”之际，通过良好的发现机制发现它，并能有效地朝有利于人类的善性的方面引领它、控制它，那么，就不会造成如此多人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事万物之“童蒙”，即使虽非“我”求，但“我”却不能对其淡然漠然，而应该“志应”之。孔子主张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要穷物之理而获取知识以治物，也就含有对万事万物初成之基的穷而“格”之的深层意蕴。只可惜中国传统哲人并没有真正将这种格物精神凝注于对万事万物及其始基的更广更深的研究、探讨、认知和开发上，而大多只是将其囿于对义理、人伦等道德关系的探讨范围内。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调也更多的是强调天人合一，忽视主客二分及主体性原则，因而形成了较深厚的存在论根基，而分析式的思维对于以讲究主客二分、讲究主体性原则为主流的西方传统哲学来说却较为贫乏。这就是为什么在对万事万物的初成之基的追问、体察、开启方面，以至在近代科技发展上中国都明显缺乏西方的那种强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尼采、狄尔泰、伯格森等人由于现代西方科学的发达和物质文明的昌盛达到极端而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些原因，起而反对主客二分，并反对与之相连的主体概念和主体性原则，推崇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但从中国科学技术还尚不发达、物质文明还远未强盛的今天的实际出发，我们还仍然要强调坚持主体性原则，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能动作用，要强调对事物及其事物之“童蒙”的主体性认知，从而能够正确地判断其正负面价值，以明其“蒙”之义使之归于理，以求其“蒙”之用使之抵于成。而不能盲目地苟同于西方。人是万物之灵，是一种特殊的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就其具体性和现实性上来说，它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类群的人，其“童蒙”时期如何，这不是在此要重点讨论和思考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人是客观世界的实体存在，对其“童蒙”状态的认识把握、对其发展的引助、启动，对其潜在能力的开发、挖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不得不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的“童蒙”状态都进行了探讨。并且在如何对待人之“童蒙”上，也各有自己的教育主张。西方传统哲学家较注重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考察人之“童蒙”。如洛克著名的“白板学说”，就包含了他从认识论意义上对人的“童蒙”状态的认知。在他看来，人之初，就如同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须得从后天来摄取。而中国传统哲学家则较注重从道德意义上、从人性上来考察人的“童蒙”。有的人认为人之初，其性本善，有的人认为其性本恶，有的人认为其性本善本恶，而有的人则认为其性本无善无恶。孔子特别注意考察人的“童蒙”，重视启蒙教育，认为人非生而知之，人之初，性相近，作为教育者，要善于通过教化，使之能做到学而时习之。他还提出了有教无类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启蒙教育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
(补充孔子“不愤不启、不菲不发”教育思想与本文的关系
)与这在当时奴隶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象》是否为孔子所作，学术界说法不一，但至少在其中必定有孔子的思想。而在《象》中，就有推崇启蒙教育的明确提法，即
:“蒙以养正，圣功也”‘习。集太谷学派易学之大成的刘大绅在《贞观学易》中也就这种圣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
:“蒙未启之前，无所谓邪正美恶也，邪正美恶皆视养之者如何耳，故虽蒙，而可以为圣为贤者，皆养之以正也，故为圣功也。”闭’这就把开启“童蒙”的启蒙教育，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被称为中国“蒙学”之冠的《三字经》，可以说在中国，己是家喻户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它不仅强化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伦理道德理念，甚至还通过教化劝导的方式，提出诸如子不教，父之过之类的追责条款，极力使人们明确自身所应负有的启蒙教育的责任。
从人之“童蒙”这一特殊实体出发，我们又可以对蒙卦中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翎作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解，即
:处于“童蒙”中的人，欲去昧求明，就需要受到来自于“我”的教育、帮助。而不是“我”好为人师，要去求而教之。这里的“我”泛指教育者、启蒙人。在此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师道尊严这样一种典型的教育伦理道德观念。它从单向上明确地强调了“童蒙”者对“我”之需要，强调了“我”之上位，而没有从“我”的角度作相应的要求。并强调曰
:“初笼告，再三读，读则不告。”就是说，初次祈问施以教诲，接二连三地滥问是读乱学务，读乱就不予施教。从这一观念上，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中国传统主流哲学忽略人之主体性的渊源。
《象》之作者在这一点上虽然有所圆融，认为二者应是“志应”即志趣相合的关系，但总体上还是认同这种教者上位之观念的。站在现代教育的基点上来看教与学的师生关系，则应在传承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童蒙”之主体性的挥发。一些学校提出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也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的社会文化生态背景下，“以生为本”，提升学生主体地位的丫种现代教育理念。
人之“童蒙”教育的内容方法、目标模式、物质条件、科学水平、文化背景、生态环境等等如何，直接关系到个体素质的提升、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积聚。中国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大范围内扫除了文盲，这可以说是对世界教育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实力。中国当代伟人们也都从各自的环境条件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教育发展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战略目标。这些对我国的启蒙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上，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就及时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在当今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教育时空中，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逻辑严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这一奇妙科学的构想，契合时宜，全面地适应了中国教育从基础的“童蒙”发展阶段向更高层次飞跃的全新要求，高度概括了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一切方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全新境界。第一，三个面向，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现代化。新时期向我国教育发展提出的一个最突出的要求，就是教育必须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毛泽东很早提出了教育要为经济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一系列科学的教育发展原则，但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在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童蒙”阶段，他还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从现代化这一更高层次提出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教育也必须适时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化。邓小平正是着眼于时代，及时把人才培养的目标界定到“面向现代化”这一更高的战略层次上，使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在新的时期得到了升华。站在这个高度，就能提高人才的质量规格，同时，又由于其以现代化实际要求为依据的，因而还能够避免教育发展的盲目性，增强教育的效益，第二，三个面向，从整个世界发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当今的国际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在逐步增大，中国许多企业和有识之士也都纷纷加入到了国际竞争的行列。然而，中国跨国人才十分短缺的，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自己的跨国人才储备，迟迟走不出国门，结果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邓小平正是从中国国际化发展的高度透视到这一急迫的需要，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延伸定位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上。只有在这样广阔的空间，教育发展才能够扩充更为丰富的内容。第三，三个面向，从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出发，突出了人才培养的世纪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整个国家民族的潜在能力得到全面的开发，就必须从时间的维度上来把握教育，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大势的新世纪的人才。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人才培养目标界定到面向未来上。而只有着眼未来，教育发展才能够增加更多先进的理念。邓小平这一教育发展的人才目标模式，如今己深入人心，在中国教育的各个层面上都得到了贯彻。而这种贯彻要达到最佳的效果，恐怕首要的还是得从娃娃抓起，因为，如果“童蒙”问题解决得好，一个人的初始之基打得扎实，后面其他时段教育的收获就会更加丰实。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尊重客观规律，讲究方式方法，是实施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许多学校、家长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应试教育的做法，违背了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基本的教育规律，往往反而会无助于“童蒙”潜存能力的合理开发，特别是容易扼杀、泯灭“童蒙”者的创造天性，形成启蒙教育效益偏低的社会硬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