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原李刚

(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

    《周易》的隐逸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未被学术界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近年来，陈鼓应、韦政通等学者把《周易》与道家联系起来，有利于人们思考这一问题。不过，专门从隐逸这一角度分析《周易》与道家隐逸的文章，却并不多见。其实，这一问题的探索，对深入认识《周易》的隐逸观的历史影响及其与道家的关系，有一定的意义。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人们历来把隐逸与道家联系在一起。其实，隐逸并不起于道家，也不是道家的专利。隐逸的传统解释是隐居。但其实并不止于此。隐逸有“隐”与“逸”两个方面的含义。“隐”是隐居，指隐逸的消极意义 ;“逸”是以逸待劳，是隐逸的积极含义。从《周易》开始，中国文化中的隐逸传统就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但是，从根本上说，隐逸是一种不合作的政治不服从行为，是能仕而不仕的贵族和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要了解隐逸的这一实质，是离不开《周易》的。

    从隐逸的思想基础来说，阴阳观念是其所本。《易经》是算卦的记录，重在预测吉凶祸福。因此，《周易》对人的政治行为的进退有着明确的建议。在吉凶祸福面前，有积极有为，还是隐退无为，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周易》把世界的现象分配在阴阳这两种卦象中，并由此形成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艾，以解释宇宙万象的变化，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由于有了阴阳的对立，所以，“阴”本身就有隐藏的意义。所以，乾、坤的不同性质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念和倾向。就乾卦来说，龙本身就有一个潜隐的过程。从《周易》来看，这种隐藏的倾向，贯穿了《周易》的整个体系。从这一宇宙观来看，《周易》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源头和代表。就其最为明显的卦象和卦辞、艾辞来说，《蛊卦》的上九卦说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是隐逸思想的典型话语。《遥卦》全卦集中在君子、小人的政治较量和君子的隐退上。《明夷卦》也是明入于地以后的隐忍过程，表现出了君子隐以待时的态度。从《易经》中的这些观念来说，它们无疑比《老子》思想的出现要早，影响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和文化。从《左传》、《国语》来看，《易经》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政治家和士人的穷达进退，往往引用《周易》以明志。这一现象说明 :《周易》是预测人的吉凶进退之道之作，进与退、隐与显、穷与达，本来就是阴阳现象此消彼长的重要社会表现。在此意义上说：《周易》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源头。

      其实，有的学者早就指出了《周易》与《老子》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第五章“老子”中，列举了《周易》与《老子》关系的 12个方面，其中像“阴阳’，、刚柔观念，“复”的观念，以退为进的观念等，都是与隐逸文化相关的。《老子》说 :“道隐无名。”“隐无名”的思想，是对隐退行为和思想的一种概括和总结，代表了阴柔的文化，与《易传》的阳刚文化形成了一种对待态势。有人说，《老子》是一种女性文化，这一说法是对《老子》中的女性象征的描写分析。《老子》中的玄札、谷神等的寓意，的确代表着与《周易》不同的文化。不过，韦政通所分析的是《易传》与《老子》的关系。从《易经》来看，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说，道家的隐逸，与《周易》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如果进一步从《易传》来看二者的关系，也许更能说明二者在隐逸观上的相通之处。

    不过，隐逸是一种复杂的现象，隐逸思想也有着丰富的内容。从《周易》与道家的隐逸来看，二者的一方面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却有着性质上的差别。“时”的观念是二者都非常重视的思想，但是，《周易》的“时”，其含义与现实政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与政治上的进退是分不开的。《周易》的“时”的哲学思想，已有学者作过分析，它在《周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代表了《周易》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方面。但是，在道家思想中，《老子》说 :“动善时。”这也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有着黄老道家特征的人物范轰，它对“时”的重视，也主要是从天道规律的意义上着眼的。因此，从《周易》到道家，“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时代进化的表现。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从《周易》到道家，二者已有很大的距离。与道家的“身隐”、“心隐”相比，《周易》的隐逸思想，更多地是一种“时隐”，即等待时机的政治行为方式，是一种比较具体的政治不服从行为，与道家对整个政治的不合作来说，有着很大的差别，倒与黄老道家比较接近。不过，就黄老道家来说，他们对清静自定的执着，也与《周易》的儒家明哲保身式的“时隐”，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不同的。

    在仕与隐之间，往往是很难划出界限的。《周易》的阴阳文化，已明确地标明了中国之士与政治人物的行为方式的基本取向。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都有进与退的方面，尽管这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就无为思想来说，儒家也有这种主张。孔子本人己有明显的隐逸倾向。孟子明确地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人生选择。不过，从思想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来看，《周易》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与道家所代表的自然主义的着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即就使《易传》来看，其人文主义取向仍占主导的方面。道家的自然主义对权力有着高度的疏离感，‘ .其边缘化倾向是明显的。庄子学派是其极致，其齐万物、一生死的精神，是一种政治冷淡和政治不服从行为。就老子和黄老道家的政治态度来说，也显然“冷眼热心”式的。道家的隐逸显然缺乏儒家的世俗热情。倾向于“以逸待劳”的黄老道家，他们内在的清静心理与儒家人物的明哲保身也是不相同的。

    从社会基础来说，隐逸是贵族没落和民族衰亡的产物。《周易》把这一问题概括为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小人”有二种，一种是一个社会的新生力量，一种是社会和政治中的邪恶势力。《周易》对小人持有一种严正的道德批判，而道家的批判更主要地集中在文明和文化的批判上。道家“绝圣弃智”，“非圣无法”，己不限于对人的道德行为的批判。

    中国是宗法社会。《周易》对“家”是非常关注的。但是，道家是离“家”出走的政治角色，即就使黄老道家人物，他们也带有离“家”者的特点。在《易传》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与道家的观念己有了很大的区别。

    总之，《周易》与道家的隐逸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